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财政工作取得了瞩目成就，财政事业发展历程中的特征事实与一般规律亟待总结，财政工作的未来方向也需要中国财政学理论予以指导。当前，财政实践已深度嵌入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加快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应系统梳理我国财政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历程，科学把握财政学的学科本质，积极回应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财政命题。
财政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历程
伴随我国经济体制演进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持续完善，中国财政学界围绕财政的本质、职能定位、运行机制等核心问题展开了持续深入的理论探索，逐步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为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国家分配论”成为主要理论范式。这一时期的财政理论将财政的本质界定为在国家集中分配过程中形成的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强调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反映计划经济时期的治理逻辑。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的财政理论发展可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型，“社会共同需要论”逐渐成为主流观点。这一阶段，财政的本质被界定为国家通过财政活动分配一部分社会产品，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共同需要，其着眼点在于财政由直接干预生产转向保障“社会共同需要”，契合了改革初期政府职能转变和治理方式调整的逻辑。二是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经济体制和治理模式发生深刻转型，财政理论范式转向“公共财政论”，即以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财政活动规律为研究核心。公共财政论借鉴西方公共财政学关于市场失灵和公共物品的理论，其要旨在于界定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范围，突出财政满足公共需求、纠正市场失灵的功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以国家治理需求为导向，以实践创新为根基，在财政基础理论、政府间财政关系、预算、财政金融协同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第一，财政基础理论不断深化拓展，形成具有原创性的三大理论学派：国家治理财政学、新市场财政学、公共风险财政学。第二，政府间财政关系理论持续丰富。中国特色财政分权理论突破西方财政联邦主义政治与经济同步分权的逻辑预设，指出我国央地关系的本质是“财政授权”，由中央转移支付和事权划分等途径实现财政权力的有序配置，而非“财政分权”逻辑的简单复制。第三，预算理论实现从借鉴模仿到自主建构的跃升。中国特色预算理论明确将预算置于国家治理的核心位置，强调其在统筹发展目标、落实公共责任中的战略功能，及其与执政理念、制度优势和人民利益的有机融合。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服务国家战略的制度型、工具型与治理型三位一体的预算理论体系。第四，财政与金融协同治理理论加快形成，形成以“央行—财政双主体”机制为核心的宏观调控理论。系统阐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互动关系，提出跨部门协调、中央地方共治的风险控制框架，强化财政在宏观调控与公共保障中的制度保障功能，探索中国特色财政金融协同发展的理论模型。
科学把握财政学的学科本质
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回应时代需求，在准确把握财政学特殊性与一般性的辩证统一中推进理论创新。
要重点把握财政学的三个特殊性。第一，财政学具有天然的政治属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学虽然是研究经济问题，但不可能脱离社会政治，纯而又纯。”财政活动必须服从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和发展大局，使财政决策充分体现党和国家的意志。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全面坚持党的领导，突出财政作为国家意志体现和治国理政重要工具的本质特征。第二，财政学具有多学科交叉特性。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涉及经济活动的效率与激励机制，也涉及制度执行的规则设计与法律保障，还要回应社会公平与公共服务的现实诉求。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摒弃学科孤立主义，推动跨学科范式的融合重构，广泛应用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概念体系和方法论，以适应日益复杂多元的财政实践需求。第三，财政学需要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悠久的理财治国传统为财政学发展提供了丰富思想资源。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立足中国历史文化根脉，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升华，努力探索一条体现国家立场、历史逻辑与文化自信的财政理论发展路径。
同时也要把握财政学的一般性特征。第一，财政学作为应用性较强的社会科学，具备循证性和可重复性的科学特征。财政学研究应当强调以经验事实为依据，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通过系统性的逻辑推理揭示财政现象背后的规律，并将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检验和丰富理论假设。第二，财政学与西方经济学存在共通的理论逻辑和一般规律。公共物品供给、外部性治理以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都是财政理论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积极回应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财政命题
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应当积极回应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财政命题。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新的财政现象和财政问题，亟须通过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予以不断解决。
第一，数字经济时代的税制设计。数字经济重构了价值创造和交易方式，使传统税制在主体识别、税基测算和征管规则等方面面临系统性挑战。一是纳税主体界定困难。平台经济打破了企业与个人的边界，催生大量“隐性经营主体”，数据资产的多重权属分离也加剧了交易主体识别难度。二是税基难以准确量化。数据与知识产品可复制性强、价值波动大，劳动形式多样，导致从价与从量计征方式适应性降低。三是征收规则不完善。现有基于“生产地原则”和“常设机构”认定方法的征管原则无法完全匹配数字交易特征，易引致税源流失与制度套利。
第二，财政货币协同机制创新。在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愈发重要，但现实中仍存在脱节现象。两者目标取向不同，财政侧重结构优化与民生保障，聚焦流动性调节与物价稳定，在逆周期调节中易产生张力。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通常历时较长，涉及领域更广，而货币政策相对灵活，调整速度较快。两者在应对经济波动时各具特点，政策节奏难以完全匹配。此外，财政部门与中央银行在信息沟通、数据共享和政策联动方面机制尚未完善，也会影响政策合力的完全发挥。
第三，预算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近年来预算制度改革取得积极进展，但重大政策部署、国家发展规划与预算衔接机制尚不健全，专项资金分散化、碎片化问题仍较突出，影响资源统筹效率，难以适应公共服务多元化需求。此外，绩效评价与预算安排的挂钩不紧密，绩效信息未充分嵌入预算编制与执行过程，“两张皮”问题依然存在，零基预算改革也尚在深水区，预算管理的科学化与精细化水平有待提升。
第四，转移支付制度的持续优化。当前，转移支付体系在支持区域协调发展与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仍面临结构性矛盾。一是财力分配结构失衡。不同区域财政收入与支出责任不匹配，现行制度尚未有效弥合财力缺口。二是上下级政府在部分公共服务领域事权重叠，共同事权缺乏清晰分担机制，影响政策执行效率。三是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健全，绩效考核与资源分配联动机制尚未完善。
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未来展望
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不仅关系到学科自身的发展，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财政学的理论创新必须立足中国制度优势，紧扣国家治理需求，逐步形成以本土实践为基础、以国家治理需求为导向的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面向未来，唯有持续推动理论创新与制度变革互动共进，才能为财政服务国家战略、提升治理效能和增进民生福祉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扎根中国制度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财政学理论创新的根本遵循，也是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基础。必须立足国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理论体系，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完善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一是财政职能边界的理论创新。应科学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探索如何在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既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与市场协同机制。二是财政政策目标的理论创新。聚焦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探索如何通过税收调节、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政策工具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构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导向的财政政策理论体系，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注入鲜明的价值导向。三是财政运行机制的理论创新。立足中国财政改革实践，系统总结分税制改革、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等重大变革的实践经验，深入提炼财政实践蕴含的理论逻辑，构建符合中国发展规律的财政运行理论框架，丰富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内涵。
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深化中国特色财税体制改革。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应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核心，以制度创新实践反哺理论发展，构建具有政治高度、实践深度和学科广度的知识体系。一是以预算制度和税制改革为双轮驱动，夯实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以法治化为保障，建立健全现代预算制度，构建“发展友好型”与“公平导向型”相结合的现代税收体系，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二是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使各级政府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充分履行职能，确保财政资源的合理分配与高效利用，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三是突破学科壁垒，构建并完善财政政策协同治理理论。财税政策设计需与经济、金融、社会、生态等领域的治理机制协同推进，形成政策合力。
（作者：马海涛、姚东旻，分别系中央财经大学校长、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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